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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摘 要:新时代时空境遇下探讨道德治理的理论定位问题,是关乎当下道德治理能否真正实现的战略性课题。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明确国内和国际双重视域定位、“过程性解释”(或整体性解释)的内涵定位、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边界定位。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价值取向,滋养公民德性;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道德观,严守道德治理的边界;提升互联网技术支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推进道德的制度和法规建设,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关键词:道德治理;视域定位;内涵定位;边界定位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9-0023-06
  
  基金项目:2014年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SGH13017);西安工程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BS1511);西安工程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ZXSK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辉(1983-),女,辽宁朝阳人,法学博士,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道德文化;卢黎歌(1953-),男,湖北赤壁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道德文化。
  
  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促发新型社会关系的萌生和更深层次的利益调整,这势必引起文化领域的剧烈交锋。网络的普及与应用,强化了网络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人们在接受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受到网络二次元文化的浸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支流文化、同质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与争鸣,部分人在这种多元化与复杂化的价值选择面前陷入价值困惑,道德失范在所难免。在此背景下,道德崇高与道德庸俗并存、道德良知与道德冷漠同在,道德越位和道德缺位共生,道德呈现出繁华与落寞交织的矛盾图景,因此,新时代的道德治理势在必行。本文针对学术界在新时代道德治理领域研究中凸显的视域单一、概念混沌和界限模糊等问题,探究新时代道德治理的理论定位与实现路径,这既是对当前我国道德治理理论混沌的学理澄明,也是对缓解和根除道德失范问题的现实回应。
  一、新时代道德治理的视域定位
  当前,中国已经稳步迈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之“新”,一方面体现在,它“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也是全体中华儿女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1] 11。这就意味着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已经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质的飞跃,意味着中国已经由现代化大国向现代化强国迈进。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的提升,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跃动。道德治理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成为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键之举。另一方面体现在,它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1]11。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新时代将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活跃于国际交往领域,旨在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贡献中国力量。所以,新时代的道德治理必须兼具国内和国际双重视域。
  (一)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国内视域
  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需要的层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基础层面的“物质文化需求”,而是提升为对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这种“美好生活需要”既是原有物质文化需求的优化和升级,也是由这种刚性需要派生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需要。当前,我国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出现严重的诚信缺失与道德失范现象,部分自然人或团体无视公共规则,攫取公共利益。这些道德乱象正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在道德领域的具体表现。新时代的道德治理必须直面当前我国道德失范问题,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回应和解答中国国内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所以,民族性的国内维度,是研究新时代道德治理应有的重要视域。
  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暴露出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贫富差距增大、社会的公平正义受损等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必然造成思想领域不良思潮的蠢蠢欲动。部分人持有拜金主義、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不能辩证地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过分注重一己私利。泛娱乐主义的盛行也试图消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丑化政治人物、歪解良言警句、恶搞民族英雄,娱乐类节目频频上热搜、登头条。消费主义逐渐蔓延,奢侈消费、攀比消费、符号消费呈扩大趋势。这些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粉墨登场,看似价值中立,其实都是腐朽价值观在肆意作祟。而青少年和底层公众缺乏理性的舆情研判能力,一旦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抑或面对矛盾问题和社会不公平非正义事件时,极易产生义愤心理,甚至出现过激行为,这就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
  核心价值观承载着民族和国家共同的价值追求,是评判社会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价值标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新时代中国人民的价值引领,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价值诉求的集中体现。“而道德治理恰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化和践行的有效形式之一。” [2]用道德浸润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滋养公民德性,根治公民道德焦虑与道德恐慌,引导人们崇德向善;用符合道德的正当手段处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道德失范现象,这是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应有视域。
  (二)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国际视域
  新时代的世界性决定了道德治理的研究必须具有国际视域。新时代不仅具有历时性特点,而且还具有共时性特征。在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下,不能局限于对本民族狭隘空间的关注,也必须关切涉及全人类利益的开放空间。显然,新时代道德治理应首先着眼于中国道德难题的破解,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的传承和传播,用中国的道德智慧和价值观念影响世界,并且注重吸收人类道德文明的成果,共创世界文明。这样的国际视野是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必然选择和应有视域。   新时代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决定了道德治理必须具有国际视域。道德治理作为文化治理的核心内容,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与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崛起的国家不同,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包容、互惠互利的外交理念,“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 [3]296新时代道德治理要充分挖掘中华文化的治理之道,用中国的道德智慧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困扰人类的根本问题,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国家也有蔓延之势,而中国始终坚持和平互惠的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中国既强大自身,又惠及世界,这无疑为变幻的世界注入了信心与确定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58-59这汇聚了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诉求,体现了中国对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关切。可见,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为强烈,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助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决定了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兼具国际视域。
  二、新时代道德治理内涵的厘定
  新时代道德治理应该是“工具性”的理解,还是“对象性”的把握,抑或二者之间的相互融合?对这些问题的考问表明学术界对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内涵定位尚不清晰。
  道德治理的“工具性理解”,即,道德是治国理政的方式和手段。具体来说,就是用道德的方法和手段治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生活。依据这种理解,“道德治理的内容包括社会制度道德建设和国民道德建设两个方面” [4]。突出了道德治理的阶级性,借助于道德创造统治阶级的道德秩序。“道德治理不是‘治理道德’,而是运用道德的‘应当’‘不应当’这一特殊命令方式发挥其‘扬善’和‘抑恶’的社会作用。” [5]道德治理的“对象性解释”,即,道德治理是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不道德现象和行为的治理。依据这种解释,“道德治理活动,根本上是指对道德的治理,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针对重大的道德失范和道德缺位问题所进行的一种特殊性的道德建设活动,是对道德领域突出的混乱现象和文明缺失行为的专项治理活动。”[6]
  依据“工具性解释”,道德治理就是以德治国,这符合道德具有他律性的逻辑前提。“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来看,道德治理的工具性解释不仅更符合道德的生成逻辑,也更符合道德的理论逻辑。” [5]而道德治理不能禁锢于“管理”或 “统治”层面,强调政府的一元、自上而下的管理,这显然与新时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不相适应,这种单纯工具性理解难以承受社会的急剧转型、民主化进程的提速、人民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等社会事实,遮蔽了道德治理理应承担的道德难题的破解。但是,不同于以德治国,道德治理是从一元之治走向多元共治,从道德控制转向道德协调,从德治转为德治与治德相统一。所以,工具性解释的道德治理有其局限性。依据“对象性解释”,道德治理的对象指向不道德行为,这符合道德治理提出的特定历史背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却掩饰了道德治理手段的正当性与方法的道德性,道德治理必须符合目的和手段的双重正当性,局限于道德治理目的的正当性,而忽视手段的正当性,会诱导部分行为主体以道德为幌子,行不道德之事,把更多人引向伦理困境之中。可见,单向度界定道德治理的内涵显然是不全面的。
  学术界对道德治理的“工具性解释”和“对象性解释”,无疑丰富了道德治理的内涵。但是,新时代道德治理是道德治理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分裂道德治理的各个要素,碎片化、单向度界定道德治理的内涵显然是片面的。笔者基于以上对道德治理内涵的分析,提出道德治理的内涵应定位在“过程性解释”(或“整体性解释”)上。也就是说,解决当前我国的道德难题,必须整体考察道德治理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把道德治理本身看作一个过程。具体来说,道德治理的“过程性解释”就是用道德浸润治理的全过程,包括治理主体的德性养成、道德规范的制定、价值的引导、道德的运行手段、治理目标的预设等各个环节。所以,笔者认为,新时代道德治理是基于当前中国语境下的道德问题,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以道德为场域,使道德表征治理的各階段和各要素,从而实现动态、开放的治理目标。这样界定道德治理内涵是对“工具性解释”与“对象性解释”的融合和超越。
  三、新时代道德治理边界的澄清
  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是有限度的,限度的存在既是对事物功能的约束,又是对事物价值的捍卫。恣意放纵事物的边界,必将干扰事物功效的发挥,导致价值的混沌和功能的泛化。新时代道德治理的界限主要是对治理对象的澄清和治理方式的定位,治理对象的泛化以及不道德的治理方式是道德界限模糊的现实表征。厘清新时代道德治理的边界问题,就是对治理对象的限度和治理手段正当性的考量,具体体现在“道德现象”与“非道德现象”的厘清和“道德的手段”与“不道德手段”的界定。
  一方面,新时代道德治理对象的边界应定位在对社会各领域道德问题的治理。当前,人们经常用道德爬坡、道德滑坡、道德焦虑、道德冷漠、道德失范等词语来评价或批判一切社会问题。具体来说,不论是政治问题的爆发,还是经济问题的显现,抑或法律问题的出现,部分人习惯于用道德标准衡量一切社会问题,道德总是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赞美与斥责、批判与反批判言辞不绝于耳,这不单反映出人们道德意识的增强,更加暴露了泛道德化批判的盛行。“从表象上看,泛道德化批判试图用非理性的情绪化批判方式从而生发以偏概全的臆断;从本质上看,泛道德化批判又是一种道德边界模糊。” [7]  所以,新时代道德治理对象的边界定位,即是明晰道德问题与非道德问题。在伦理学框架之内,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分为道德现象和非道德现象,道德现象与道德相联系,是人们能感知到的道德框架下的事物的表象。“自知性、自愿性和利害性三者共同构成了伦理现象的基本要素。” [8]道德现象适应于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对象,而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等非道德现象不能简单套用道德治理,消解现象的情境性难免陷入道德治理对象的泛化。   另一方面,新时代道德治理边界在于治理方式定位在德性地治理,即,治理手段的正当性。手段的正当性意味着行为主体为完成道德目的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的道德性,即具体方法和策略是善的、符合道德要求的。可见,手段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是道德治理手段正当与否的分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维度看,目的和手段是辩证统一的。目的是人们预想的行动所能达到并努力实现的结果。手段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方法、策略。手段的展开以目的为前提、为目的服务,脱离了目的,手段就失了意义;目的的实现又依赖于手段,手段是目的实现的媒介;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具备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的双重正当性,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治理目的合乎社会生活的一般道德秩序,即为正当。目的的正当性,是治理目标成立的前提,但并不是唯一标准。也就是说,目的的正当性不能证明和掩盖手段的正当性,手段的正当性具有独立于目的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如果手段正当,但没有达到目的,这就要考虑目的设定是否合理;如果目的正当,但手段不正当,仍然有悖于社会道德观念,违反社会正当性;目的正当与手段正当的双重正当性,既满足功效又彰显道义。当前,部分人假借行善为名,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做出与自身意愿不符的行为,这种行为虽然具有目的的正当性,但是“胁迫”作为实践手段本身是违反道德的,其实质是部分人以自我的道德标准为由,对他人施加重压,甚至强迫他人的行为,变“应该”为“必须”,变“普通的道德义务”为“超义务”,这是道德工具化的突出表现。所以,新时代道德治理不能越过手段正当性的边界,必须保证手段正当性与目的正当性的共时在场。
  四、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路径
  道德治理是人类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在整个道德实践过程之中,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围绕“道德”的中心场域,使道德表征在道德治理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这就决定了新时代道德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实现需要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多元主体共商共建。而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有德性良知的良善公民会更加具有道德评判能力和道德选择的主动性,匡正道德失范行为。所以,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从公民德性养成入手,在优化外在规范的同时,强调道德的内在精神。
  (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价值取向,滋养公民德性
  新时代历史定位下,公民道德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向上、崇德向善的,但是也存在少数个人(或集体)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这些道德失范行为的背后并不完全是规范的缺位,而主要是行为主体缺少德性良知所致。“丧失了‘本’(即德性),讲‘道德’也就‘心’不在焉,道德规范仍然只是外在的东西,不仅不能入‘心’,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如庄子所说的‘禽贪者器’。” [9]而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终究离不开治理的主体与载体,即公民和公民德性,有德性的公民无疑会有更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减少因价值困惑而引起道德失范的发生;而公民德性的养成必须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
  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个人之私德,也是国家、社会之大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是新时代中国人民共同价值诉求的集中体现,其先进性、人民性和真实性彰显强大的道义力量。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在价值层面的集中反映,体现了新时代人类社会的价值制高点,理应成为有德性的公民的价值遵循。所以,新时代滋养公民德性,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发挥其扶民心、聚民心、入民心、扬正气的作用,激发公民心底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增强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提升公民对腐朽价值观的评判能力。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往心里走”。将社会主義核心价值观融入公民生活,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增强其凝聚力和感召力,促使公民从心底里认知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培育公民德性的基础性环节。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往深里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厚重的历史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根基和强盛的道义力量,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其强大的说服力、优越性和生命力。这就要求广大学者深刻地研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深入浅出地传达给普通民众,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认清假恶丑,澄清价值混沌,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提升公民的价值判断能力,这是公民德性养成的关键环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往实里行”。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公民德性的养成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与外化的共同作用。“往实里行”就是往实处发力,脚踏实地,做到知行统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需要,外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这是公民德性养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道德观,严守道德治理的边界
  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严守道德的边界性,控制道德治理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在合理限度之内运行,无边界地扩大道德的应用范围,必将导致道德治理范围的泛化和道德的工具化。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严守道德治理的边界。“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科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辩证地解释作用于客观世界,引导人们系统认识道德实践的道德理论。它并不是局限于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致力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和原则。” [10]
  首先,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就是将科学性与道德治理相结合,脱离开了科学性,就会使道德治理的边界模糊化。道德治理的科学性要求道德治理的内容是以“事实”为基础,这就需要严格界定道德治理的边界。使道德治理的内容体现科学性。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是针对社会各领域道德问题的事实治理,而非道德现象(或者说不属于道德“事实”)的治理超出道德治理的边界。比如宗教现象和法律现象所反映的是宗教和法律的事实,而非道德事实,就不在道德治理的边界之内。混淆道德治理的界限,就容易将一切现象泛化为道德现象。其次,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将理性精神与道德治理结合起来。脱离了理性精神,仍难以挣脱泛道德化的圈笼。理性精神要求道德治理必须克服感性认识和经验性认识的不足,从而建立合规律性的认识。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在道德事实的基础上,对道德问题采取理性的评价方式,对于具体的道德失范事实,要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由个体失范就简单、武断推论出整体失范,将特称判断全称化。这种以偏概全、片面的道德评价方式,表面上是对道德治理“事实”的评价,其实质是治理对象的指代不明、界限不清。最后,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将辩证法与道德治理相联结。脱离了辩证法,极易导致道德工具化。道德是功利与道义的统一,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坚持治理目的正当性与治理手段正当性的双重正当性。也就是说,道德具有工具性的一面,道德治理目的的实现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但是,如果在道德治理的目的遮掩下,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以达到治理的目的,道德便会沦为行为主体追逐名利的工具,这本身不符合道义,是一种伪道德。   (三)提升互联网技术支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当前,公民的价值困惑是引发社会各领域道德失范问题的重要因素。人们行走在信息高速路上,互联网作为新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念”[1]42,彰显互联网的价值引领,筑牢主流媒体的阵地堡垒,强化网络监管,这也成为新时代实现道德治理的重要路径。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强势推进,互联网已经快速占位,并影响、服务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成为广大网民获取信息、选择信息和发布信息的重要窗口,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网络二次元文化的蔓延,价值观呈现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与支流价值取向纷争的喧嚣景象,主流价值观强势推进,而支流价值取向也并不是偃旗息鼓。面对良莠不齐的价值选择,在提高公民德性良知的同时,必须提升互联网的技术支持,克服或消解道德问题及其负能量,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首先,通过互联网技术性操作,记录公民的诚信状况,在保证个人数据安全的情况下,使公民的道德信息实现共享,构建以大数据为支撑的虚拟世界的“熟人社会”,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中,明确各主体的道德规范,维持正常的道德秩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本,克服道德失范的发生。其次,针对线上和线下热点的道德问题,通过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对公民道德失范的数据进行筛选、整理、分析,提炼公民道德问题的困惑集和焦虑集,适时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的专家,及时澄清、还原道德事实,多维度、客观地分析道德失范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对道德困惑的全方位解答,缓解公民焦虑的道德心理,化解道德矛盾,将道德问题的负能量减控至最小,营造良好的道德生态。针对反复出现的严重的道德问题开发网络联合治理小程序,协同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共同治理,建立技术识别系统,对信息进行分类、整合、分析和共享,及时切断不良信息源头,防止不良信息的扩散和传播。再次,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尤其运用自媒体手段,使我国传统文化以现代流行的传播方式展现出来,把我国的道德智慧通过诸如网络公开课、抖音、快手等形式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公民面前,推动道德智慧的共享,实现道德智慧的“活起来”与“火起来”,提升公民德性修养,营造清朗的网络生态。最后,建立网络监管约束机制,并实现监管权力在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的合理配置。
  (四)推进道德的制度和法规建设,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道德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抵制道德的工具化倾向,防止治理内容的泛化,消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等落后腐朽的价值取向,这不仅要培养道德治理主体的德性良心,而且需要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的保障。
  首先,推进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则建设。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需要道德和法律的共同作用,道德的他律性体现在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约束、规范道德行为,对于行为主体来说是软约束,不具有强制性。而体现公正的法律、法规无疑弥补了道德的这一缺憾,为新时代道德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强化道德治理的效果实现。这既包括了正式的制度和规则,又包含了消解道德问题的非正式的规则。其次,建立“奖善惩恶”的道德回报机制。以利益回报为中心,通过利益回报对道德行为(即善)以奖励、不道德行为(即恶)以惩罚。利益回报包括物质回报和精神回报两方面,物质回报主要是金钱和实物的奖励,精神回报主要是表扬和赞美。道德回报机制奉行德福一致原则,更能激发道德义务履行者行善的动力,增强道德信仰,防止因德福不一而产生价值困惑和道德焦虑心态,正所谓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11]286。同时,加大对道德失范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败德成本,使行为主体从不敢失德、不能失德向不想失德转变。最后,强化对道德失范行为的惩罚执行力。当前,道德失范现象的蔓延与相关部门执行力弱不无关联,更确切地说是助长了道德失范者的嚣张气焰,这就要求我们调动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的共同力量,规制、督促道德失范者承担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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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宇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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